第一篇  劝学篇

—— 以学为乐

同学们：

今天的讲座，我不想空洞的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就如何学习的问题，我想讲一讲我自己的故事，谈一谈我的学习经历和我对学习的感悟。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仅是一名专业教师。但我想：你们如果能做到我这样，那你们的父母就会为你而满足，当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们中的有些人肯定能够超越我，那你们的父母就会为你而骄傲！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学习和实践，点点滴滴，若数家珍，串成我一生的财富和资本，今天(晒出来)与大家共享，若能对你们有所启迪，我将不胜欣慰。

1957年，我出生于丰南区柳树瞿阝镇西河村，今年55岁，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贫困和“动乱”的年代渡过的。

1965年，我8岁上学，开始就是借用民房作教室，垒个泥台儿当课桌，上课自带小板凳，直到小学四年级才进入正规小学。上学读书是祖辈的渴望，望子成龙是父母的梦想，从小我就懂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967年，我上小学3年级，一天去生产队部玩儿，偶尔发现饲养处的一个角落堆放着几本书，这是“红卫兵”从我村翟连波（老教师）家抄来的“牛鬼蛇神”。我偷偷抱回家，这是我有生以来白捡的第一笔财富，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机缘，就是这些书开启了我愚昧的双眼，带我走进知识的乐园。为了提高阅读能力，扫清文字障碍，我曾背起厚厚的《新华字典》，求知之切，可见一斑。学识迅速积累，水平自然显现，我的一篇作文【歌颂毛主席】，全是拿来的华丽词汇：“他那高大的身躯顶天立地，宽阔的前额象征他睿智无比，炯炯的目光洞察风云变幻的世纪、展望着壮丽的共产主义”等等，语文老师十分赞赏，并在全校师生中传扬，这就更加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望。

1970年暑假(初一)，为了购买一本科普读物—《天体、地球、生命和人类的起源》(定价0.15元)，我曾徒步到县城，往返几十里，乐此而不疲。就是这本小书让我领略到：宇宙浩瀚，别有洞天；微观世界，奥秘无限。

1972年春，我升入柳树瞿阝高级中学，虽地处穷乡僻壤，但师资水平很高，我很幸运遇上了数学老师么继敏、物理老师冯成震、化学老师宋国栋等一批名师。由于我的勤奋好学，自然博得各位老师的喜欢，从各科老师那里借阅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在那个“动乱”年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的是一条“白专”路，就这样我用两年的时间学到了别人可能十年也学不到的东西，好多高等数理化知识就是在这里学到的。高中两年是我人生最为重要的学习阶段，为我一生的工作和学习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73年春，高二同学刘克章有本《解析几何》（他大哥学过的），其中【坐标变换的简化计算】和【以车代刨方形的数学原理】两篇内容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就借来细细研读，弄懂弄通，“记忆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

1973年三夏，学校放假支农，到了中午大家都要在地头睡上一觉，我就坐在一旁看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一位县里的支农干部见我在烈日下看书，颇有感慨，走近我鼓励说：“人不能无声无息的活着，年轻人就要有所追求，好好学习，将来会有用处的，相信土里埋不住金子”。他的一番教诲，我铭记于心，没齿不忘。就这样我默默地耕耘着，收获着快乐，守候着希望。

1973年秋，学校组织高二学生在柳树瞿阝中心修造站学工，就是这短短的两周，我学习掌握了车工基本操作及工艺，并和机械制造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萌发了将来搞技术做工程师的梦想（十五年后梦想成真）。毕伯光师傅讲的《机械制图》成了我专业教育的第一课，“长对正，高平齐，宽相等”成了我专业工作的三字经，柳树瞿阝中心修造站成了我专业之路的启发站。

1973年底，我们高中毕业，正逢乱世，“交白卷的逞英雄”，国家废除了高考制度，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上大学全凭保送。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农家子弟，只好回乡务农。

1974年初，恰逢西河公社农机修造站招工，我应招当了车工，待遇是工分加补贴，一天6分，4毛钱补贴。由于高中学过车工，我学徒仅3天就开始独立作业。月底到了，修造站要向生产队划拨工分，站长毕耕田面对我的统计报表为难了，论量比谁干的都多，论质比谁干的都好，如果仍按6分，有失公平，也有背“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这样站长决定给我10分。这就是说我参加劳动的第一天就挣了10分，属头等劳力，这值得我终生自豪。同时，我一直感念那位开明的站长。

1974年夏，我们修造站承揽了一批加工六方的业务，通常只能采用刨铣加工，效率很低，于是我想到刘克章同学的那本《解析几何》，根据【以车代刨方形的数学原理】设计制造了车削六方的专用装置（工件与刀盘的传动比为1:2，刀盘均布3把刀，刀尖在工件上形成3个扁椭圆，恰好切割成六方），加工效率提高几十倍。因此，我也成了当时的技术能手。

1975年春，唐山南堡化工厂搞大修，把一些难干的活交给了我们。“钣金放大样”是维修工作的技术关键，这是《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的用武之地，自然成了我展示才华的舞台，不管形状多么复杂的管件，我都会想方设法准确地展开它。很快我的技术能力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自然我也得到了当时的最高待遇，一天可挣10分，外加1.1元的补贴，这可相当于当时生产队的3个头等劳力，就这样我迅速改变了家庭的贫穷面貌。

1976年7.28大地震后，西河公社农机修造站易地重建，负责建筑工程技术工作的毕务义是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是我们村最有学问的人，有空儿我就喜欢找他聊天，一次他考我：“用一块正方形的铁板，做成一个底面正方形的盒子。高度取多大时，盒子的容积最大？”。我脱口而出：“边长的1/6”。随后他又问了许多数理知识，我都一一作答，他很赏识我，于是我们成了朋友，拿出他珍藏多年的《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让我学，并鼓励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希望”。就这样我在上大学之前又系统地学完了工程力学。

1977年，历经十年的“文革”结束了，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半信半疑地报了名。来县城找到么继敏老师，帮我填报了志愿：第一是河北机电学院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第二是河北大学数学专业，第三是同济大学工程力学专业。1977年12月15日，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答卷还算理想，就连数学卷的两个参考题(椭圆面积积分及展成马克劳林级数)都作了。然而，考后迟迟没有消息，这才明白原来是志愿出了问题，我的第一志愿竟然属于最后录取的学校，让人啼笑皆非，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上苍待我毕竟不薄，毕竟给了我这次高考机会。两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河北机电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77级的大学生，多半都是由代课教师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上的，整整十届高中毕业生同时竞考，记得光我们村就有83人，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后已经劳动了四年，如果没有坚实的功底、没有坚持不懈的学习，根本就不敢报考，十年磨一剑，终于等来这一天，机会当然垂青有准备的人，全村就我和一名中学教师（毕任锁）高考中榜。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偿，终于踏入大学校门，到河北机电学院深造。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发奋学习，自强不息，博览群书，拼搏进取，并广泛涉猎数学、力学等外文原著。四年如一，辛勤地耕耘着科学的心田，贪婪地吸吮着技术的营养，在知识的殿堂收获着快乐和希望。

1978年3月，上大学的第一周，全校就举行了一次数学摸底考试，有道坐标变换题，我采用了刘克章那本《解析几何》中的【坐标变换的简化计算】方法，由于解法简洁独到，苏全生老师给我加了5分，我得了个全校第一的好成绩，因此倍受鼓舞。

1978年底，我在《画法几何》结业考试中，得了110分，其中有【偏心异径接头（马蹄形）的展开画法】，张维新老师奖我10分，张老师说：“我教《画法几何》几十年，从来没见过如此奇妙的作法”。这都得益于我当年（1975）的“南化进修”。

1979暑假，高中同学马克平邀我去清华，他是清华大学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即将毕业，都在备考研究生，有个【阶段函数积分】题，难住了他们。我恰好看过基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有这类问题的解法，于是我告诉他们，难题迎刃而解。顿时，令这些清华学子刮目相看。

1982年3月，我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4月份被分配到丰南第一农机修造厂，液压油缸是该厂的拳头产品，镗削缸筒时，镗刀震动是影响缸筒质量的一大难题，工人师傅曾做过多次改革，但都无济于事。由于我在大学曾系统学习过铁摩辛柯的《机械振动学》和《机床震动学》等专著，运用消震原理一举攻克了困扰该厂多年的技术难题。初露锋芒，征服全厂。

1983年3月，我被提升为丰南第一农机修造厂副厂长。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严重的亏损，我尝试承包经营了机加工车间，开发了市场需求的抓斗、链斗输送机、液压升降机、橡塑机等产品，白天搞生产，晚上搞设计，攻克道道难关，企业扭亏为盈，当月兑现奖励工资1200多元（相当于基本工资的20多倍），这是科技价值的自我体现。

1984年，我在翻阅大量专业技术资料的基础上，对几十年一贯制的液压油缸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使得整个油缸由原来的68个零件减少为34个，总成本降低40%。一年后，我发现洛阳拖拉机厂生产的液压油缸也作了改进，巧合的是跟我设计的一模一样。此项成果，曾获河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6年，根据市场需求，我厂上马铸钢项目，搞铸造就得有钢铁快速化验，我去唐钢的化验室看了看，又到新华书店买了本《钢铁快速化验》，边学边干，一周后化验室就建成了，并很快掌握了C、Si、Mn、S、P等五大元素的快速化验方法，为铸钢车间的正常生产提供了质量保障。

1989年3月，我国恢复技术职称评定。我的职称英语统考成绩高达98分，可谓出类拔萃（当年河北合格分数线仅为30分）；我的工作业绩，历经13年的专业积淀，技术内涵丰富厚重；我的学术论文《圆锥形铣刀加工V型槽的数学原理》，是根据微分几何的包络理论，解析了一个工程实际问题，理论水平之高深，非一般本科生所能企及。经唐山市技术职称评委会对我的英语水平、工作业绩、学术论文的综合考评，首批晋升为机械工程师。

我在丰南第一农机修造厂工作8年，曾连续6次晋级，当时的晋级指标每年仅有3%，当我的同学月工资还在90元时，我已经达到了132元。

1990年，我调到丰南劳动技工学校，负责专业教学。自己动手，研制教具，解决教学之需。艰苦创业，筹建工厂，修旧利废，创收节支，开创了实训教学新局面，为技工教育建功立业，多次获奖，一年后被提升为副校长。

1993年暑假，我去唐山希丰灶具有限公司打工。燃气灶具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就连燃气C3、C4（丙烷、丁烷）都不知是啥。但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学习，我白天搞模具设计，晚上学习《燃气燃烧与应用》等专业书籍，常常学习到深夜一两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仅用一周的时间我就基本掌握了燃气灶具的设计原理，并着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设计“假性三环火燃烧器”是改造西餐灶具的技术关键，公司曾悬赏10万元，请国家灶具检测中心及北京燃气公司的专家研制，但均告失败。我晚上搞设计，白天做样品、做试验，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合格的燃烧器，经国家灶具检测中心检测，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令灶具界的行家们为之震惊。因此，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惠及7人转干升迁。

在设计连续脉冲点火器时，《燃气工程技术手册》给出火花能量不小于20mJ，就此我请教国家灶具检测中心江庆文主任：“最难点的甲烷仅需要0.036mJ就可点燃，设计20mJ是不是太大？”随即江主任询问天津大学的金志刚教授，金教授又咨询同济大学的姜正侯教授（国际煤联副主席，中国燃气权威），姜教授作为一个课题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随后在他编写的《燃气测试技术手册》中，将脉冲火花能量修正为不小于1mJ，从而使电子点火器的体积及能耗大大改善。凭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个刚刚涉足燃气领域的小学生，竟然改写了燃气行业沿用17年的权威手册。

我借北京出差，去建工出版社买了一本《建筑绝热》，通过学习绝热理论，发现烤箱的保温设计不尽合理，借鉴建筑绝热的基本机理，完善了烤箱的保温设计，仅调整了一下保温棉和铝箔纸的位置就可使烤箱温度提高25℃，经济指标显著提高。

暑假结束了，我要返校上班，回来后我和家人讲：“如果三天之内，公司不来人请我，我就要好好反省这一暑假的工作”。第二天，公司领导果然找上门来，请我一定回去，并出任总工，自然我也就身价倍增（月薪5000元，相当于基本工资的50多倍）。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当年我就花费近2万元，为女儿买了钢琴，学习才艺，全面发展，让女儿不再延续父辈的缺憾。

1994年3月，我到深圳出差，见深圳晚报有一篇关于城市燃气的文章《深圳烧亦有道》，很受启发，回来我就写了一份提议《关于发展我市燃气事业的建议》，提出：“统一规划设计，分区实施管道送气，最终实现全市统一联网”的总体方案。时任市长的郑广富非常重视这个建议，并指示建设局领导认真研究论证，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很好的项目竟由于市长的调走而搁浅。但令我欣慰的是，我市区燃气事业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我的建议在逐步成为现实。

1996年，我到丰南职教中心任教务主任，分管实验实习教学。我身先士卒，研制教具，推动教改。我所做的这些，虽微不足道，但她激发了许多教师的专业热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学校的教研活动。

制作了一系列投影游标卡尺，对理解游标卡尺的测微原理及学生练习读数大有帮助，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研制了一个简易电机模型，定子绕组可以拉出来，展示在黑板上，绕线走向，一目了然，解决了一个困扰电工教学多年的难题，很受师生欢迎。

我校教室没有三相电源，在讲解三相异步电动机时无法演示。我就用日光灯上的镇流器和洗衣机上的启动电容制作了一个裂相电源（即假性三相电源），解决了我校电工教学之需。

我区的主导产业是钢铁，工业分析专业理应开设钢铁快速化验课，然因“缺这少那”始终未果。我讲：“化验钢铁五大元素（C、Si、Mn、S、P）的方法那么多，有容积法、重量法、比色法、滴定法、络合法等等，办法要比困难多。” 就这样，大家想方设法，李素玲老师找来碳钢“标样”，钢铁快速化验开始了，学生们(毕仲莹的班)乐了。事后有位老师问我：“翟主任，你是学啥的。”我说：“我是学机械的，但现在学的是化学。”

1999年，我校作为中德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学校，我任中德合作项目中方专家组组长，和德国专家一起工作四年，合作愉快而且卓有成效，多次受到德国专家的称赞，为国家赢得了荣光。

一次去天津中德培训中心参观，发现一种可以升降的台钳，升降操作非常轻便，几乎感受不到活动钳身的重力，我很好奇，顺便问在场的德国专家格莱夫，他讲：“我在德国就用这种台钳，至于其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我也搞不清。”我就不信搞不清！搞不清我就不是翟桂平！就凭这份执着我很快揭开了它的奥秘并绘出工作图（内置一高压气缸，活塞杆支撑活动钳身，使气体压强与活塞截面积之积等于活动钳身的重量），德方专家赞叹不已。

为中德合作项目，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训课题，集知识、技术、实用和乐趣于一体，颇受师生欢迎，得到德方专家的好评。

德国职业教育《环境保护教材》，有这样一段：“10辆汽车的噪声是1辆汽车的2倍”。为什么不是10倍？这里所论噪声指标究竟指什么？令人费解。为此，我请教过德国专家（格莱夫和李斯特）、请教过河北理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来我校上课）、请教过丰南环保局的专业工程师（肖玉军老师的同学），讨厌的噪声，难为了这些专家。后来我又到丰南图书馆、唐山图书馆翻阅过大量的声学书刊，也是无功而返。最后我只好在互联网上苦苦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答案：我们常见的声学论著，计量声音大小常用声级（声强级）表示，单位是“分贝”（dB），这是一个客观的物理量。为了研究人耳听觉与声级、频率的关系，引入了响度级的概念，用LN表示，单位是“方”（phon），响度级描述了不同频率的声音达到多少分贝时是多少方，但人耳对声音“响”的程度的主观感觉与响度级方值的大小并不成线性关系，所以响度级不能恰当地反映出一个声音比另一个声音响多少的定量关系。人们把人耳对声音“响”的程度的主观评价，定义为响度，用N表示，单位是“宋”（sone），响度的大小与人耳的听觉成正比。通过大量的实验得出响度与响度级的关系为：（宋）。由此可见：响度级每增加10方，响度就增加1倍。故可推论：“10辆汽车的噪声是1辆汽车的2倍”。就这样我花费近三个月的时间，历尽周折，不懈求索，天道酬勤，陶然自得。

2003年，我学习掌握了《几何画板》这个功能强大的“21世纪的动态几何学”。【车削六方的数学原理】是我尘封30年而未了的课题，利用几何画板建立机加工模型，用鼠标轻轻拖动机构变量，刀尖在工件上划过的痕迹就会魔幻般的显现无余。通过动态浏览，我惊喜的发现：当工件与刀盘的传动比为1:3时，刀尖相对于工件的运动轨迹呈“三角形”曲线，若刀盘均布2把刀，两个“三角形”则切割成六方，调整刀尖径向位置，可使“三角形”的边趋于直线。原本抽象复杂的难题变得如此形象直观，这是数与形结合的完美体现。动态曲线美妙变幻，数学之美，魅力非凡。